基层干部：上级部门遇事就跑 我们成替罪羔羊
华语社：征地拆迁、项目服务、社区管理、纠纷调解……这些大事小事本已耗尽基层干部的心力，但在“属地管理”的名义下，不少原由上级部门担负的职责纷纷“甩锅”给了基层。
一些基层干部反映，层层传导到最基层的责任往往“兜不住”：或因部门事务繁杂而疲于应付;或因不具执法权而师出无名;或因专业力量欠缺而有心无力。
上午刚下通知
下午就要反馈报告
不少基层干部感慨，现在基层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，但是基层干事的人却没有增加。
身兼数职、“5+2”“白加黑”成为很多基层干部工作常态，即使这样“忙碌”，很多事情还是干不完。
“这么点人承担日常分内的监管责任就已捉襟见肘，现在上面还经常搞一些所谓的‘百日行动’‘专项整治’，动辄需要全力配合，人手就更加紧张了。”
苏北某乡镇一位基层干部说，他所在的乡镇有8万多人口，企业也较为密集，但负责全镇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和食品药品监管的安监所只有7名临时工。
今年57岁的张黎(化名)是苏中某街道一名专职农技人员，同时还兼任菜蔬畜禽等农副产品安全检测工作。
今年7月，他被任命为辖区一个涉农社区的支部书记。失地农民保障办理、集体资产处置、公共工程建设……新增的一项项社区事务，让他整天忙得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本职工作。
“上级部门开展一项安全检查或者环境整治，他们只需层层转发文件，但镇里要开会动员部署、成立小组、制订方案、细化措施，相关站所负责人还要一起商谈联合执法细节。”
一位基层乡镇干部抱怨，有时上级部门上午刚下通知，下午下班前就要整治行动的反馈报告，“执法过程中还要拍照上传，准备材料上报，最后还要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督查，前前后后，心力交瘁”。
江苏一位大学生村官向半月谈记者展示过她每月工作用的文件夹，每个大文件夹下面密密麻麻套着很多小文件夹，里面全都是要递交给上级“条块”部门的表格。
“比如我们举办一个有关留守儿童的活动，虽然内容、意义、流程都是一样的，但因为涉及的部门侧重点有所不同，所以每张表格要想方设法填得不一样。”她说，每个月光填表就要花去不少时间。
上级职能部门没啥明确责任
反而成为配角
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重心逐渐下移，基层职能定位不清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较为突出。
一些基层干部反映，很多基层部门并没有法律法规正式授予的职权，这导致他们在监管、督办、落实种种职责时没有底气。
老刘是苏北某乡镇城管队长。他告诉半月谈记者，城管队是乡镇自己组织的执法力量，没有执法证、执法权与处罚权，出去监管执法，自己心里都没底，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个人私下关系劝其整改，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，很担心别人质问自己没有执法权限。“以前我们处罚过一个流动商贩50元，但是后来被纪委通报，说我们城管没有私自处罚的权力。”
“上级一些职能部门总是通过一纸通知，就把监管责任甩给了我们基层，但是我们又没有执法权，整治行动没有威慑力，一些安全隐患即使看到也无权根除，只能干着急和担心。”在基层调研时，不少基层干部向半月谈记者表达了履责时的尴尬。
“城管拆完就走了，居民会到社区来理论，但社区什么权力都没有，怎么解决?只能磨破嘴皮子劝。”南通如皋一名涉农社区支部书记说，他以前做过城管队员，当时觉得碰到违章拆了就行，当了社区支书以后才发现，拆了以后留下的烂摊子还得要社区来收拾。
“虽然在联合执法的文件里头，有执法权的上级职能部门列了七八个，但是基本都没什么明确的责任，反而成为配合我们乡镇执法的角色。”谈及某些上级职能部门对监管责任的推诿与不作为，一位乡镇干部略显气愤地说，“他们只是坐等乡镇把工作做完后再下来‘检查’，收收执法照片和汇报材料后一走了之。”
为了让乡镇重视，这些上级职能部门一般都会联合草拟文件，通过上级党委政府的名义下发。草拟的文件还会时不时提及“属地管理、各司其职、失职追责”等字样，以督促基层贯彻落实。一位乡镇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，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责任留给乡镇基层，出了问题也有了追责基层的依据。
专业力量不足
容易出现外行监管内行
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，目前乡镇街道的安监所、食安办等“七站八所”工作人员当中很少有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，但却要承担专业的监管任务，这使得基层在履职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，容易出现外行监管内行的现象。
“食品安全隐患凭肉眼是看不见的，需要专业人员拿着仪器设备去检测才行。”王元(化名)是苏中某街道食安办负责人，但他的实际人事编制却是文卫科助理，街道办没有配备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力量。
“国家对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越来越重视，但这方面均有专业的操作流程和技术指标，目前很多乡镇都未配备这方面专业人员和设备，从事这方面的监管执法就太困难了。”
某乡镇主管安全生产的干部介绍说，近几年，他们选择服务外包的形式，聘请市里专业安全检查团队到镇上企业检查安全生产，这虽缓解了一部分安全监管压力，但是技术指导毕竟时间有限，无法常态化监管。
半月谈记者调研时了解到，县区将专业监管责任传导到乡镇街道，而乡镇街道往往又会以二次分解的方式，将责任传导到基层自治组织。
虽然社区一般都挂有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牌子，但大多都是“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”，基层社区本来事多人少，这类专业的监管人员更是付诸阙如。
“上级让我们社区来负责食品安全检查，但这些食品的检验标准、采样设备、专业鉴定人员我们都没有，我们怎么能做好这项工作呢?”
江苏淮安一城市社区支部书记说，他们社区能做的也仅仅是组织一些农家厨师培训，为他们提供规范的操作要求，“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只能做到这些”。（半月谈记者：郑生竹 陆华东 邱冰清）
